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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点事件中“调解”高频出现 N次调解为何没能换来真正的和解

你有没有发现，近期一些热点事件中，“调解”二字的出现频率有点高？

7月，有女子霸占他人车位拒不挪车，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；8月，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，经派出所两次调解，店家一开始赔付 1.9 万元；近日，又有女子被指对4岁男孩“纠缠式维权”，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，仍没能达成和解……

这些事情在上了网之后，人们恍然发现，事件的事实层面其实并不复杂，是非曲直也不难判断，可负责线下处理的部门，似乎就是难以果断处置。通过反复调解，花费大量人力、时间让当事人和解，为何没能换来真正的和解？

跳出“和解至上”的处置思维

很多矛盾纠纷，明明线下可以解决、及时解决，为何非要等到网上发酵、上了热搜才能解决？这类事件，不是一起两起了，也不是最近才有。其背后的成因，值得探究。

首先应该指出，基层调解工作长期以来为化解社会矛盾，消除民间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绩不容否定。据报道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7900多万件，调解成功率95%以上。调解工作做得好，能有效发挥其社会矛盾“减压阀”的作用。

不过，也要看到，调解只是一种化解矛盾、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，调解也并非万能的。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指出的，近期三起舆论热议的事件，“经由多次调解都没有形成清晰的是非判断，不平则鸣，最后都溢出了调解程序而走向舆论，诉诸于舆论的裁决”。

从上述案例来看，一方面反映出，个别基层部门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相对匮乏，尤其是法治思维有待提升；另一方面，相关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。

有的地方简单地依据调解率、信访量、结案率等来考核基层工作，往往导致基层盲目地追求纸面政绩，以成功让当事人达成“和解”为工作目标。结果就是，“谁闹得凶”就安抚谁，“谁好说话”就劝谁让步，在很多原则问题上滑坡了。这就产生了一种错位的激励效应：对调解者来说，把双方劝和、签下协议、送走了事，远比查清事实、明断是非要省事，甚至可能更“划算”。

然而，很多事情看似当事人道歉了、赔偿了、握手言和了，却只是一时的表象。只要是非没有理清楚，存在某方不得已而妥协退让的地方，一旦缓过劲儿来，当事人就还有可能反悔，或是再把事情发到网上去理论，从而点燃舆情。“扶老人赔1.9万元”，就是典型。

此外，基层纠纷处置涉及的部门及层级较多，往往存在横向不协同、纵向权责错配等问题，以至于本该自治解决的用了强制手段，本该转司法途径（比如涉刑事犯罪）的误用了调解，存在机制功能互相抵消。

但无论如何，都该跳出这种“和解至上”的工作思维，把事实、是非、法律摆在更靠前的位置。

处置公允、有理有据，就不怕“翻转”

什么是“和解至上”呢？通俗一点说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“各退一步”“都不容易”“算了算了”……其本质不是在解决矛盾，只是暂时按下矛盾；更不是依法依规办事，而是一种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的处事哲学。

《人民调解法》第三条规定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，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：在当事人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，不违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。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条规定，调解处理治安案件，应当查明事实，并遵循合法、公正、自愿、及时的原则，注重教育和疏导，促进化解矛盾纠纷。如果调解本身没有坚持法治思维、遵循法律法规，显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调解，一定是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按责分配，而不是“按闹分配”。哪怕按责分配之后被闹到了网上，只要处置公允、有理有据，就不怕舆情“翻转”。如果当事人一方仍继续纠缠，大可让其走司法途径；而司法机关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的诉求，也应干脆利索地予以驳回。

可以作为参照的是，近些年，多起交警现场判定交通事故的案例引发点赞。去年9月上海一起交通事故中，一名女子骑自行车边转弯边横穿马路，与一辆慢速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，女子被判全责。其家属声称“以前驾驶员多少都要带点责任的”，被交警回怼，“人人都这样想，驾驶员还怎么开车？”再如去年8月，苏州一起交通事故中，一方当事人的一句“我听交警的”火遍网络。

这背后，一是交警职业专业化的普遍提升，对交通法律法规的掌握更加全面、精准；二是一线执法交警形成了良好的执法素养，不卑不亢、不偏不倚。这些交警对自己的专业判断足够自信，就有坚决裁判的底气，经得起后续的申诉，以及舆论的检验。

当然，如果当事人“闹”超过了头，比如扰乱了公共秩序、干扰了机构部门正常工作、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对应的管理部门就应采取果断措施，该警告提醒的警告提醒，该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，该追究责任的也毫不含糊。否则，就会在客观上助长“纠缠式维权”的风气。

优化考核，让基层治理走出困境

一些调解之所以被质疑“和稀泥”，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心理因素，就是担心当事人闹到网上，引发舆情。然而，很多时候恰恰是调解不到位、不公正、打摆子，引发了更大的舆情。文首列举的三起案例，无一不存在这方面的教训。

理解了“稀泥式调解”的系统性成因，破解之道其实也就清晰了。

比如，不妨从加强法治素养入手。可以针对性地开展培训，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，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转变工作思维。哪怕不懂具体的法律法规，也该坚持基本的是非情理，绝不能做传统意义上的“和事佬”。

再比如，不妨从考核指挥棒入手。一定要从单纯追求“调解率”“和解率”，转向更加关注调解质量、是非界定清晰度、矛盾后续复发率、当事人双向满意度等因素。对无原则模糊是非、引发后续舆情的过度调解，应该做负面评价；对依法明辨是非、公平公正的调解，应当给予正向激励。

当然，也要看到，就基层而言，其实也存在不同程度的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情况。不管是居委会、村委会，还是街道办、派出所，往往权能、人力有限，日常事务本就繁忙。而基层矛盾纠纷，纷繁复杂，一旦遇到“有话不好好说”的反复纠缠者，往往就可能捉襟见肘、难以招架。

也因此，上级部门要给基层调解足够的专业指导和履职保护。让负责处置的一线人员有能力查清事实、有底气坚持原则，而不是在专业不足和风险自担的双重压力下选择妥协。对依法公正调解却遭遇当事人投诉、诬告的情况，也应该旗帜鲜明地为调解者撑腰。

当“各打五十大板”不再是下意识的选择，当明辨是非、公正处理得到的是激励而不是麻烦，基层治理就能走出“原地打转，越转越晕”的困境。

责任编辑：贾京京 UN989